坐落在圣日尔曼大街172号的“花神”咖啡馆(Cafe de Flore)和170号的“双叟”咖啡馆(Les Deux Magots)是巴黎颇负盛名的两家咖啡馆，都有100多年的历史，也都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为著名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光顾而声名鹊起。

　　现在，这两家咖啡馆表面上都是人满为患，但要让某个巴黎知识分子选一个咖啡馆坐下来，那就只有一个选择——“花神”，仿佛是一种神秘的不可打破的操守，即使前者满座也不可以“双叟”取而代之，细问之下，却只会引来尴尬，很少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说起来挺难让人理解的，两家咖啡馆相聚不过十几米，中间仅隔着一条狭窄的街巷，里里外外没什么差别太大的地方，可在巴黎的风气中，“花神”是一如既往地时髦，而“双叟”却不怎么入流了，生意虽不错，不过都是慕名而来的游客。

　　想当年，“双叟”咖啡馆却也有一段风光的历史。店名源自不知道哪个年代挂在墙上的两个中国清朝官员的木雕，在王尔德光顾之前，它们就在哪儿了。乔伊斯总是和朋友在此畅饮瑞士白葡萄酒，如果碰到海明威就破例陪他喝杯雪莉酒;在三四十年代，加缪、萨特和波伏瓦围坐于此探讨存在主义。就是在“双叟”，萨特注意到那位“哲学主义的侍者”:“他的动作迅速而鲁莽，朝顾客走过去，还没到跟前，就微微欠了下腰，眼神已经流露出盼望他们赶紧点完的急躁来”。

　　可这一切都成了过去时。巴黎感动过世界各地的文学青年，除了巴黎人自己，他们对这个城市的生活安之若素，并不会为了怀旧而偏爱哪家咖啡馆。历史已经像灰尘一样，从咖啡桌上抹去，关键是要坐在“正确”的地方，尽管不耐烦的侍者并不是“双叟”的特产。总得有什么原因，让某些重要人物只选择在“花神”落座，并让更多的人为了显得像一个地道的巴黎人而追随。在探究之前，还是先来了解一下法国人的思维习惯。

　　对于任何一件事，从法国人那里，你能得到三个顺序有秩的解释:人为因素、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又或者没什么可解释的。你买的电视机坏了，打电话叫人来修，你得到的第一个回答一定是修理工不知道哪儿去了(某个人的原因);一个星期之内不可能处理完，店里有规定(意识形态);很正常啊，没听说过哪台电视不会坏的(还用解释么)。同样的思路也适用于法国大革命:都是伏尔泰闹的(这个不负责任的修理工);马克思说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斗争是必然要发生的(店里的规定);福柯:没什么好说的，西方文明的发展都是恐怖统治的结果(是电视机都会坏的)。

　　说到两个咖啡馆的兴衰，两个关键人物不得不提。一个是“花神”的老板布巴尔，另一个却不是“双叟”的老板，而是对街里普小酒馆的老板卡兹。“里普”也是圣日尔曼大街上一个很有人气的去处，它供应的阿尔萨斯风味饮食在法国的政客和时尚人物之间颇为流行。布巴尔和卡兹从同一个省来到巴黎，算是老乡，虽然心下都有点瞧不上对方的事业，倒也和和气气，处得像一家人似的，是指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彼此依赖、猜疑、厌恶。在50年代，他们的关系很紧密，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联盟。而“双叟”老板性格相对孤僻，游离于这个联盟之外，渐渐就和他的咖啡馆一起被孤立了。

　　另一种比较意识形态的说法，要回溯到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花神”那时候是右翼分子莫拉斯的地盘，因为他的频繁光顾，“花神”被戴上了右翼咖啡馆的帽子，“双叟”于是在一种被动的状态下成了左翼的阵营。莫拉斯对法国文学流派产生过重要影响，同时他也是帝制复辟的倡导者和激烈的反犹分子，为了避开他，萨特和波伏瓦经常在“双叟”聚会，却逐渐引来很多游客只为看他们而占满了咖啡馆里的座位，此时“花神”二楼隐蔽的空间显得格外吸引人，眼不见谁为净呢?老迈的莫拉斯来“花神”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左翼知识分子们权衡了一下，头也不回地去了“花神”，这才有了后来“花神”是存在主义者据点的说法。

　　当然也有第三种解释。按照索绪尔的理论“黑色所以为黑，是因为有白色”，那“花神”之所以时髦，是因为“双叟”在那儿。时髦的存在需要不时髦作参照，当下这个时代，“双叟”就成了那个不幸的参照物，其实对“花神”和“双叟”谁土谁时髦的判断难免武断，可在一个时尚之都，武断是它必不可少的一种品质。人总是有选择的欲望。即使面对两个姑娘，一样美丽，一样善良，有人也要分出孰优孰劣，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巴黎，这时候非得有那种自以为是的劲头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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