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语的知识分子一词“Intellectuel”,在口语中被拼成“intello”，历来包含贬义和侮辱。如果没有百年前的德雷福斯案件，很可能就不会有上升为精神荣耀和社会良知的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概念。
    1894年，法国陆军部情报处在排犹情绪的驱使下，证据不足仍滥用职权，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和叛国罪将见习参谋、犹太军官德雷福斯逮捕，刑讯威逼他承认向德国出卖了情报，最后通过秘密审判判处他无期徒刑并开除军籍。一年半后，曾经参与案件审判的军官皮卡尔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真正的间谍另有其人，于是向军方提出重审案件，但军方和政府都出于维护面子的心理断然拒绝，并刻意掩盖真相，将皮卡尔调职发配。消息传出后，一些有良心的记者、作家觉得无法容忍这种对正义和法律的公开践踏，开始了营救德雷福斯的努力。1898年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主编克雷孟梭将标题改成后来在历史上振聋发聩的三个字“我控诉！”左拉对军方“侵犯人权，亵渎法律”的猛烈抨击，激励无数被蒙蔽的法国人加入到挽救法兰西良心的行列，也使他自己遭到了军方的审判，被迫流亡英国。德雷福斯案件演变成全国性的政治事件，以自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重申派不屈不挠，经过八年的反复抗争，终于使德雷福斯案件得到重审，最高法院在1906年7月判决德雷福斯无罪并恢复军职。
    在德雷福斯案件发生之前，“知识分子”这个词从来没有作为特定含义出现过，直到左拉发表《我控诉！》，克雷孟梭才在随后的社论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这个词，以此来代表正义的阵营。1991年，法国“新哲学”领袖雷威（Bernard-Henri Levy）以著作《自由的冒险历程》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立传，书中他重新阐述了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知识分子”作为对20世纪历史最有影响力的概念，其要素如何一步步显现:第一，左拉那样的行动，就像他在《我控诉！》中所写的，“以全人类的名义看到光明”，以牺牲自己的声誉、财富、安宁为代价去说出追求正义的渴望。雷威将这种行动定义为对知识分子概念的唯名论回答。第二，相当的数目。知识分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左拉并非单枪匹马，他的背后有著名的共和党人克雷孟梭、社会民主党人饶勒斯，有著名作家法朗士、普鲁斯特、纪德，还有许许多多不可能被历史记载的无名的普通人。第三，某种明确而相对稳定的价值观，不被强权左右的对正义和良知的认定。
    从某种意义上，法国20世纪知识分子的思想史在80年代戛然而止。萨特、福柯、罗兰•巴特、布罗代尔这些大师在这十来年的相继去世，使得他们身后骤现空白。如果要概述这一代法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主体精神气质，可以说一半是自由和冒险，一半是思想和“介入”。承继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卢梭式使命，法国知识分子总想为整个人类设计出一种宏伟的理想蓝图，也就是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构理性”——崇尚浪漫理想，偏重于激情和愿望，凸显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的历次战争和重大政治事件都是法国知识分子的活动舞台:西班牙内战，抵抗运动，阿尔及利亚战争，1968年的红色五月……雷威在《自由的冒险历程》一书中用浓墨重彩来记述的作家马尔罗可以充当最完整的样本。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马尔罗以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起募捐，用二十几架飞机组成一支“马尔罗国际志愿空军中队”。他晚上在旅馆里和海明威、聂鲁达等人高谈阔论，白天亲自率领队员执行轰炸任务，几个月后飞行队伤亡惨重，他自己也两次负伤。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经历了参军—被俘—越狱—消极—抵抗，最后成为游击队里的传奇人物，1944年出任两千多人的阿尔萨斯•洛林旅指挥官，是法国北部地区解放的功臣。作家加缪同样也是知识分子抵抗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一直参与《战斗报》的编辑工作，战后却拒绝法国政府颁发的奖章，因为他觉得死去的人和这样的荣誉更为相称。马尔罗的后半生追随戴高乐，在政坛结束了他以知识分子身份所担当的使命，萨特、加缪、阿拉贡则继续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介入”，只要他们发表声明，整个世界都会向法国转过头来。
    甘愿为自由而冒险，充当正义和政权的中介，这是法国知识分子为自己划定的历史角色，虽然难免一厢情愿，左右摇摆，但毕竟“这就是我的立场”。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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